《重访边城》张爱玲

自己也有张爱玲文集,可惜的是看过后,没那么喜欢她,说不出为什么,就是心里不喜欢,奇怪的感觉,而偶然从友处看见此名,故,也寻觅一观,也就藏与此地。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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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 《重访边城》
  
  我以前没到过台渲,但是珍珠港事变后从香港回上海,
  乘的日本船因为躲避轰炸,航线弯弯扭扭的路过南台潜,不靠岸,远远的只看见个山。
  倚在船舷上还有两三个乘客,都轻声呼朋唤友来看,不知道为什么不敢大声。
  我站在那里一动都不动,没敢走开一步,
  怕错过了,知道这辈子不会再看见更美的风景了……
  
  张爱玲/文
  
  
  
  我回香港去一趟,顺便弯到台湾去看看。在台北下飞机的时候,没预备有认识的人来接。我叫麦先生麦太太不要来,因为他们这一向刚巧忙。但是也可能他们托了别人来接机,所以我看见一个显然干练的穿深色西装的人走上前来,并不感到诧异。
  
  「你是李察.尼克逊太太?」他用英语说。
  
  我看见过金发的尼克逊太太许多照片,很漂亮,看上去比她的年龄年青二三十岁。我从来没以为我像她,而且这人总该认得出一个中国女同胞,即使戴着太阳眼镜。但是因为女人总无法完全不信一句谀词,不管多么显与事实不符,我立刻想起尼克逊太太瘦,而我无疑地是瘦。也许他当作她戴了黑色假发,为了避免引起注意?
  
  「不是,对不起,」我说。
  
  他略一颔首,就转身再到人丛中去寻找。他也许有四十来岁,中等身材,黑黑的同字脸,浓眉低额角,皮肤油腻,长相极普通而看着很顺眼。
  
  我觉得有点奇怪,尼克逊太太这时候到台湾来,而且一个人来。前副总统尼克逊刚竞选加州州长失败,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了句气话:「此后你们没有尼克逊好让你们踢来踢去了。」显然自己也以为他的政治生命完了。正是韬光养晦的时候,怎么让太太到台湾来?即使不过是游历,也要避点嫌疑。不管是怎么回事,总是出了点什么差错,才只有这么一个大使馆华人干员来接她。
  
  「你们可晓得尼克逊太太要来?」我问麦氏夫妇。他们到底还是来了。
  
  「哦?不晓得。没听见说。」
  
  我告诉他们刚才那人把我误认作她的笑话。麦先生没有笑。
  
  「唔。」然后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:「有这么个人老是在飞机场接飞机,接美国名人。有点神经病。」
  
  我笑了起来,随即被一阵抑郁的浪潮淹没了,是这孤岛对外界的友情的渴望。
  
  一出机场就有一座大庙,正殿前一列高高的白色水泥台阶,一个五六十岁的太太相当费劲地在往上爬,裹过的半大脚,梳着髻,臃肿的黑旗袍的背影。这不就是我有个中学同班生的母亲?
  
  麦先生正在问我「回来觉得怎么样?」我惊异地微笑,说:「怎么都还在这儿?当是都没有了嘛!」除了年光倒流的感觉,那大庙几乎直盖到飞机场里,也增加了时空的混乱。当时没想到,送行怕飞机失事,要烧香求菩萨保佑,就像渔村为了出海打渔危险,必定要有妈祖庙一样。
  
  我以前没到过台湾,但是珍珠港事变后从香港回上海,乘的日本船因为躲避轰炸,航线弯弯扭扭的路过南台湾,不靠岸,远远的只看见个山。是一个初夏轻阴的下午,浅翠绿的欹斜秀削的山峰映在雪白的天上,近山脚没入白雾中。像古画的青绿山水,不过纸张没有泛黄。倚在船舷上还有两三个乘客,都轻声呼朋唤友来看,不知道为什么不敢大声。我站在那里一动都不动,没敢走开一步,怕错过了,知道这辈子不会再看见更美的风景了。当然也许有更美的,不过在中国人看来总不如──没这么像国画。
  
  轮船开得不快,海上那座山维持它固定的姿势,是否有好半天,还是不过有这么一会工夫,我因为实在贪看,唯恐下一分钟就没有了,竟完全没数,只觉得在注视,也不知道是注入还是注出,彷佛一饮而尽,而居然还在喝,还在喝,但是时时刻刻都可能发现衔着空杯。末了它是怎样远去或是隐没的,也不记得了,就那一个永远忘不了的印象。这些年后到台湾来,根本也没打听那是什么山。我不是登山者,也不想看它陆地上的背面。还是这样好。
  
  「台北不美,不过一出城就都非常美,」麦先生在车上说。
  
  到处是骑楼,跟香港一样,同是亚热带城市,需要遮阳避雨。罗斯福路的老洋房与大树,在秋暑的白热的阳光下树影婆娑,也有点像香港。等公车的男女学生成群,穿的制服乍看像童子军。红砖人行道我只在华府看到,也同样敝旧,常有缺砖。不过华盛顿的街道太宽,往往路边的两层楼店面房子太猥琐,压不住,四顾茫茫一片荒凉,像广场又没有广场的情调,不像台北的红砖道有温暖感。
  
  麦氏夫妇知道我的脾气,也不特地请吃饭招待,只作了一些安排。要看一个陌生的城市,除了步行都是走马看花。最好是独行,但是像我这样不识方向的当然也不能一个人乱走。
  
  午后麦太太开车先送麦先生上班,再带我到画家席德进那里去。麦太太是美国人,活泼泼地把头一摔,有点赌气地说:「他是我最偏爱的一个人。(He’s my favorite person.)」
  
  她在大门口楼梯脚下哇啦一喊,席先生打着赤膊探头一看,有点不好意思地去穿上衬衫再招呼我们上楼。楼上虽然闷热,布置得简单雅洁,我印象中原色髹漆的板壁很多,正是挂书的最佳背景。走廊就是画廊。我瞻仰了一会,太热,麦太太也没坐下就走了,席先生送她出去,就手陪我去逛街。
  
  有席德进带着走遍大街小巷,是难求的清福。他默无一语,简直就像你一个人逍遥自在地散步,不过免除迷路的恐慌。钻进搭满了晾衣竿的狭巷,下午湿衣服都快干了,衣角偶而微凉,没有水滴在头上。盘花金色铁窗内望进去,小房间里的单人床与桌椅一览无余,浅粉色印花挂衣袋是美国没有的。好像还嫌不够近,一个小女孩贴紧了铁栅站在窗台上,一动也不动地望着我们挨身走过。也许因为房屋经巧新建,像挤电梯一样挤得不郁塞,彷佛也同样是暂时的。
  
  走过一个花园洋房,灰色砖墙里围着相当大的一块空地,有两棵大树。
  
  「这里有说书的。时候还没到,」他说。
  
  想必是露天书场,藤椅还没搬出来。比起上海的书场来,较近柳敬亭原来的树下或是茶馆里说书。没有粽子与苏州茶食,茶总有得喝?要经过这样的大动乱,才摆脱了这些黏附物──零食:雪亮的灯光下,两边墙上橱窗一样大小与位置的金框大镜,一路挂到后座,不但反映出台上的一颦一笑,连观众也都照得清清楚楚。大概为了时髦妓女和姨太太们来捧场,听完了一档刚下场就袅袅婷婷起身离去,全场瞩目,既出风头又代作广告。
  
  经过一座庙,进去随喜。这大概是全世界最家常的庙宇,装着日光灯,挂着日历。香案上供着蛋杯──吃煮蛋用的高脚小白磁杯,想是代替酒盅。拜垫也就用沙发上的荷叶边软垫,没有蒲团。墙上挂着个木牌写着一排排的姓名,不及细看,不知是不是捐钱盖庙的施主。
  
  祀的神中有神农,半裸,深棕色皮肤,显然是上古华南居民,东南亚人的远租。神农尝百草,本来草药也大都是南方出产,北边有许多都没有。草药发明人本来应当是华南人。──是否就是「南药王」?──至于民间怎么会知道史前的华南人这么黑,只能归之于种族的回忆,浩如烟海的迷茫模糊的。我望着那长方脸黝黑得眉目不清的,长身盘腿坐着的神农,败在黄帝手中的蚩尤的上代,不禁有一种森森然的神秘感,近于恐惧。
  
  神案上花瓶里插着塑胶线组成的镂空花朵。又插着一大瓶彩纸令旗,过去只在中秋节的香斗上看见过。该是道教对佛寺的影响。神殿一隅倚着搭戏台用的木材。
  
  下一座庙是个古庙──当然在台北不会太古老。灰色的屋瓦白苍苍的略带紫蓝,色调微妙,先就与众不同。里面的神像现代化得出奇,大头,面目狰狞,帽子上一颗大绒球横斜,武生的戏装;身材极矮,从俯视的角度压缩了。与他并坐的一位索性没有下半身。同是双手搁在桌上,略去下肢的一个是高个子,躯干拉长了,长眉直垂到腮颊上。这决不是受后期印象派影响的现代雕塑,而是当年影响马蒂斯的日本版画的表亲或祖先。日本吸收中国文化,如汉字就有一大部份是从福建传过去的。闽南塑像的这种特色,后来如果失传了,那就是交通便利了些之后,被中原的主流淹没了。(注)
  
  ※注:鹿港龙山寺未经翻修,还是古朴的原貌。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光华杂志有它一个守护神的彩色照片,凶恶的朱红脸,不屑地撇着嘴,厚嘴唇占满了整个下颏。同年十二月时报周刊二五一期有题作「待我休息」的照片,施安全摄:两个抬出巡行的神将中途倚墙小憩,一白一黑,一高一矮。颀长穿白袍的一个,长眉像刷子一样掩没了一对黑洞洞的骷髅眼孔;是八字眉,而八字的一撇往下转了个弯,垂直披在面颊上,如同鬓发。矮黑的一个,脸黑得发亮,撇着嘴冷笑,露出一排细小的白牙,两片薄薄的红唇却在牙齿下面抿得紧紧的──颠倒移挪得不可思议。局部的歪曲想必是闽南塑像独特的作风。地方性艺术的突出发展往往不为人注意,像近年来南管出国,获得法国音乐界的剧赏,也是因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变局,才把时代的水银灯拨转到它身上。※
  
  下首大玻璃柜里又有只淡黄陶磁怪龙,上颏奇长,长得像食蚁兽,如果有下颏,就是鳄鱼了,但是缺下颏,就光吐出个舌头。背上生翅,身子短得像四脚蛇。创造怪兽,似乎殷周的铜器之后就没有过?
  
  这么许多疑问,现成有行家在侧,怎么不请教一声?彷佛有人说过,发问也要学问。我脑子一时转不过来,不过看着有点奇怪而已,哪问得出什么。连庙名没看清楚,也都没问是什么庙。多年后根据当时笔记作此文,席德进先生已经去世,要问也没处问了。那天等于梦游症患者,午睡游台北。反正那庙不会离席先生寓所太远,不然我也走不动。
  
  麦家这两天有远客住在他们家,替我在山上的日式旅馆定了个房间,号称「将军套房」,将军上山来常住的。进房要经过一连串的小院子,都有假山石与荷池,静悄悄的一个人影子都不见。在房中只听见黄昏细雨打着芭蕉,还有就是浴室里石狮子嘴里流出的矿泉,从方柜形水泥浴缸口漫出来,泊泊溅在地上。房间里榻榻米上摆着藤家具。床上被单没换,有大块黄白色的浆硬的水渍。显然将军不甘寂寞。如果上次住在这里的是军人。我告诉自已不要太挑剔,找了脚头一块干净土蜷缩着睡,但是有臭虫。半夜里还是得起来,睡在壁龛的底板上──日式客厅墙上的一个长方形浅洞,挂最好的画,摆最好的花瓶的地方。下缘一溜光滑的木板很舒服,也不太凉。一觉睡到日上三竿,女服务生进来铺床,找不到我,吓了一大跳。
  
  幸而只住了一夜。麦家托他们的一个小朋友带我到他家乡花莲观光,也是名城,而且有高山族人。
  
  一下乡,台湾就褪了皮半卷着,露出下面较古老的地层。长途公共汽车上似乎全都是本省人。一个老妇人扎着地中海风味的黑布头巾、穿着肥大的清装袄袴,戴着灰白色的玉镯──台玉?我也算是还乡的复杂的心情变成了纯粹的观光客的游兴。
  
  替我做向导的青年不时用肘弯推推我,急促地低声说:「山地山地!」
  
  我只匆匆一瞥,看到一个纤瘦的灰色女鬼,颊上刺青,刻出蓝色胡须根根上翘,翘得老高,背上背着孩子,在公路旁一爿店前流连。
  
  「山地山地!」
  
  吉卜西人似的儿童,穿着破旧的T恤,西式裙子,抱着更小的孩子。
  
  「有日本电影放映的时候,他们都上城来了,」他说。
  
  「哦?他们懂日文?」
  
  「说得非常好。」
  
  车上有许多乘客说日语。这都是早期中国移民,他们的年青人还会说日文的多得使人诧异。
  
  公共汽车忽然停了,在一个「前不巴村,后不巴店」的地方。一个壮硕的青年跳下车去,车掌也跟着下去了。忽然打起架来,两人在地下翻滚。蓝天下,道旁的作物像淡白的芦梗矮篱似的齐臻臻约有二尺高。
  
  「契咖茹哟!契咖茹哟!(搞错了哟!)」那青年在叫喊。
  
  司机也下去了,帮着打他。
  
  大概此地民风强悍。一样是中国人,在香港我曾经看见一个车掌跟着一个白坐电车的人下去,一把拉住他的西装领带,代替从前的辫子,打架的时候第一先揪的。但是那不过是推推搡搡辱骂恫吓,不是真动武。这次我从台湾再去香港,有个公车车掌被抓进警察局,因为有个女人指控他用车票打孔机打她。──他们向来总是把那件沉重的铁器临空扳得轧轧响,提醒大家买票。──那也还不是对打。香港这一点是与大陆一致的,至少是提倡「武斗」前的大陆。
  
  这台湾司机与车掌终于放了那青年,回到车上来。
  
  「他们说这人老是不买票,总是在这儿跳下去,」我的青年朋友把他们的闽南话译给我听。
  
  挨打的青年站起来拍拍身上的灰尘。他的美军剩余物资的茶褐色衬衫撕破了。公车开走了,开过他身边的时候,他向它立正敬礼。他不会在日据时代当过兵,年纪不够大,但是那种奇异的敬意只有日本有。
  
  观光客大都就看个教堂,在中国就是庙了。花莲的庙比台北还更家庭风味,神案前倚着一辆单车,花瓶里插着鸡毛掸帚。装置得高高的转播无线电放送着流行音乐。后院红砖阑干砌出工字式空花格子,衬着芭蕉,灯影里偶有一片半片蕉叶碧绿。后面厨房里昏黄的灯下,墙上挂着一串玲珑的竹片锁链,蒸馒头用的。我不能想像在蒸笼里怎么用,恨不得带回去拿到高级时装公司去推销,用作腰带。纯棉的瑞士花布如果乱红如雨中有一抹竹青,响应竹制衣带,该多新妍可喜!
  
  花莲城隍庙供桌上的暗红漆筊杯橡一副猪腰子。浴室的白磁砖墙。殿前方柱与神座也是白磁砖。横挡在袖案前的一张褪色泥金雕花木板却像是古物中的精品。又有一对水泥方柱上刻着红字对联。忽然一抬头看见黑洞洞的天上半轮凉月──原来已经站在个小院子里。南中国的建筑就是这样紧凑曲折,与方方正正的四合院大不相同。月下的别院,不禁使人想起无数的庵堂相会的故事。
  
  此地的庙跟台北一样,供香客插烛的高脚蜡台上都没装铁签──那一定是近代才有的。台湾还是古风,山字架的下截补换了新木,更显出上半的黯黑旧白木棍棒的古拙。有的庙就在木架上架只小藤箩,想必箩中可以站满蜡烛──一只都没有,但是揣度木架的部位与高矮,不会不是烛台。因陋就简,还是当初移民的刻苦的遗风。
  
  还有一个特点是神像都坐在神龛外,綉幔前面。乍看有点看不惯,太没掩蔽,彷佛丧失了几分神秘庄严。想来是神像常出巡,抬出抬进,天气又热,挥汗出力搬扛的人挨挨擦擦,会污损丝绸帐幔。我看见过一张照片上,庙门外挤满了人,一个穿白汗背心的中年男子笑着横抱着个长须神像,脸上的神情亲切,而彷佛不当桩事,并不肃然。此地的神似乎更接近人间,人比在老家更需要神,不但背乡离井,同荒械斗「出草」也都还是不太久以前的事,其间又还经过五十年异族的统治,只有宗教是还是许可的。这里的人在时间空间上都是边疆居民,所以有点西部片作风。我想起公共汽车旁的打斗。
  
  花莲风化区的庙,荷叶边拜垫上镶着彩色补钉图案,格外女性化些。有一只破了的,垫在个大缸底下。高僧坐化也是在缸中火葬的,但是这里的缸大概是较日常的用途。缸上没有木盖,也许还是装自来水前的水缸。香案前横幅浮雕板上嵌满碎珊瑚枝或是海滩石子作背景。日光灯的青光下,綉花神幔上包着的一层玻璃纸闪闪发光。想必因为天气潮湿,怕丝绸腐烂。
  
  夜间没有香客,当然是她们正忙的时候。殿外大声播送爵士乐,更觉冷冷清清。廊下一群庙祝高坐在一个小平台上,半躺在藤椅上翘着脚喝茶谈天。殿侧堆着锣鼓乐器,有一面大鼓上写着「特级」二字。
  
  附近街上一座简陋的三层楼木屋,看上去是新造的,独门独户站在一小块空地上,门口挂着「甲种妓女户」门牌。窗内灯光雪亮,在放送摇滚乐。靠桥直挺挺两只木椅,此外一无所有。两个年青的女人穿着短旗袍,长头发披在背上,彷佛都是大眼睛高个子高胸脯,足有国际标准,与一个男子在跳摇滚舞。男子近中年了,胖胖的,小眼睛,有点猪相,拱着鼻子,而面貌十分平凡,穿着米色拉链夹克,随和地舒手舒脚,至多可以说跟得上。但是此地明明不是舞校,也许是他们自己人闲着没事做广告。
  
  二等妓院就没有这么纯洁了。公共食堂大观园附设浴堂,想也就是按摩院,但是听说是二等妓院。楼下一排窗户里,有一张藤躺椅上铺着条毛巾被,通内室的门里有个大红织锦缎长旗袍的人影一闪。这样衣冠齐整怎么按摩?似乎与大城市的马杀鸡性质不同。
  
  另一个窗户里有个男子裸体躺在藤椅上,只盖块大毛巾。又有个窗户里,一个人伛偻着在剪脚趾甲。显然不像大陆上澡堂子里有修脚的。既然是自理,倒不省点钱在家里剪,而在这春宵一刻值千金的时候且忙着去剪脚趾甲。虽然刚洗过澡指甲软些容易剪,也是大杀风景的小小豪举。
  
  这一排窗户不知是否隔成小室的统间,下半截墙漆成暗绿色,上半截奶油色,壁上有只老式挂钟。楼下大敞着门,门前停着许多单车,歪歪斜斜互相偎倚着叠放。大门内一列深棕色柜台,像旅馆或医院挂号处。墙壁也漆成同样的阴暗的绿色,英美人称作「医院绿」的。
  
  大概因为气候炎热需要通风,彷佛没有窗帘这样东西,一律开放展览。小电影院也只拉上一半铁门,望进去黑洞洞的一直看到银幕与两旁的淡绿色舞台幕。
  
  风化区的照相馆门口高高下下挂满妓女的照片,有的学影星张仲文长发遮住半边脸,有的像刘琦,都穿着低领口夜礼服。又有同一人两张照片叠印的,清末民初盛行的「对我图」。
  
  夜游后,次日再去看古屋。本地最古老的宅第是个二层楼红砖屋,正楼有飞檐,山墙上镶着湖绿陶磁挖花壁饰,四周簇拥着淡蓝陶磁小云朵。两翼是平房。场院很大,矮竹篱也许是后添的。院门站得远远的,是个小牌楼,上有飞檐,下面一对红砖方柱。
  
  台湾彷佛一直是红砖,大概因为当地的土质。大陆从前都是青砖,其实是深灰色,可能带青灰。因为中国人喜爱青色──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」──迳称为青砖。红砖似是外来的,英国德国最普遍的,条顿民族建筑的特色。在台湾,红砖配上中国传统的飞檐与绿磁壁饰,于不调和中别有一种柔艳憨厚的韵味。
  
  有个嘉庆年间的庙,最由的一翼封闭了,一扇门上挂着木牌,上写「办公处Office」。侧面墙上有个书卷形小窗,两翼各嵌一只湖绿陶磁挖花壁饰作窗棂,中央的一枚想必砸破了,换装三根原木小棍子,也已经年深月久了,予人的感觉是原有的,整个的构图倒更朴拙有致。
  
  又有一幢老屋,普通的窗户也用这种八角形绿磁挖花壁饰作窗棂,六只叠成两行。后加同色木栅保护,褪色的淡蓝木栅也仍旧温厚可爱,没有不调和。
  
  小巷里,采茶叶的妇人背着孩子在门前平台上席地围坐,大家合捧着个大扁蔑篮,不住地晃动着。篮子里黑色的茶叶想必是乌龙,茶香十步外特别浓。另一家平台上堆满了旧车胎。印度也常有这种大门口的平台。
  
  年青的朋友带我来到一处池塘,一个小棕榈棚立在水心。碧清的水中偶有两丛长草倒影。是农场还是渔塭?似乎我的导游永远都是沉默寡言,我不知道怎么也从来不问。
  
  有个长发女郎站在亮蓝的水里俯身操作,一件橙黄桔绿的连衫裙卷到大腿上;面貌身材与那两个甲种妓女同一类型,不过纤巧清扬。除了电影里,哪有这等人物这身打扮作体力劳动的?如果我是贵宾来参观,就会疑心是「波田姆金的村庄」──俄国女皇凯萨琳二世的宠臣波田姆金(Potemkin)在女皇游幸途中遍植精雅的农舍,只有前面一堵假墙,又徵集村姑穿着当地传统服装载歌载舞,一片升平气象。
  
  这美人想必引人注目惯了,毫不理会我们眈眈遥视,过了一会,迳自蹚水进棚去了。我这才微弱地嗳呀了一声,带笑惊叹。那青年得意地笑了。
  
  此地大概是美人多。一来早期移民本来是南国佳人,又有娶山地太太的高山族,至少是花莲的阿美族比著名出美人的峇里人还要漂亮。
  
  我们沿着池边走到一个棕榈凉亭歇息,吃柚子。从来没吃过这样酸甜多汁的柚子,也许因为产地近,在上海吃到湖南柚子早已干了。我望着地下栏杆的阴影里一道道横条阳光。刚才那彩色阔银幕的一场戏犹在目前,疑幻疑真,相形之下,柚子味吃到嘴里真实得使人有点诧异。
  
  
  同是边城,香港不像台湾有一水之隔,不但接壤,而且返乡探亲扫墓的来来去去络绎不绝,对大陆自然看得比较清楚。我这次分租的公寓有个大屋顶洋台,晚上空旷无人,闷来就上去走走,那么大的地方竟走得团团转。满城的霓虹灯混合成昏红的夜色,地平线外似有山外山遥遥起伏,大陆横躺在那里,听得见它的呼吸。
  
  二房东太太是上海人,老是不好意思解释他们为什么要分租:「我们都是寄包裹寄穷了呀!」
  
  他们每月寄给她婆家娘家面条炒米咸肉,肉乾笋乾,砂糖酱油生油肥皂,按季寄衣服。有一种英国制即融方块鸡汤,她婆婆狂喜地来信说它「解决了我们一天两顿饭的一切问题。」砂糖他们用热水冲了吃作为补品。她弟弟在劳改营,为了窝藏一个国特嫌犯;写信来要药片治他的腰子病与腿肿。她妹妹是个医生,派到乡下工作。「她晚上要出诊,乡下地方漆黑,又高低不平,她又怕蛇──女孩子不就是这样。」她抱歉的声口就像是说她的两个女儿占用浴室时间太长,「女孩子不就是这样。」
  
  我正赶上看见他们一次大打包。房东太太有个亲戚要回去,一个七十来岁的老太太,可以替他们带东西。她丈夫像牛仔表演捉小牛,用麻绳套住重物,挣扎得在地板上满地滚。房东太太烤了只蛋糕,又炖了一锅红烧肉。
  
  「锅他们也用得着,」她说。
  
  「一锅红烧肉怎么带到上海?」我说。
  
  「冻结实了呀。火车像冰箱一样。」
  
  她天亮就起来送行,也要帮着拎行李通过罗湖边境的检查。第二天她一看见我就叫喊起来:「哈呀!张小姐,差点回不来喽!」
  
  「嗳呀,怎么了?」
  
  「吓咦呀!先不先,东西也是太多。」她声音一低,用串通同谋的口气。「也是这位老太,她自己的东西实在多不过。整桶的火油,整箱的罐头,压成板的咸鱼装箱,衣裳被窝毯子,锅呀水壶,样样都有,够赔嫁摆满一幢房子的。关卡上的人不耐烦起来了。后来查到她皮夹子里有点零钱,人民票,还是她上趟回来带回来的,忘了人民票不许带出来的。伙咦!这就不得了了。『这是哪来的?哈?』嗯,『你这是什么意思?啊?』找上我了:『你是什么人?啊?你跟她是什么关系,哈?你在这干什么,啊?』」房东太太虎起一张孩儿面,竖起一双吊梢眼,吼出那些「啊」「哈」。「嗳呀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,我是来送行的──心里嚜一直急得要死。」她皱着眉啧的一声,又把声音一低,窃窃私语道:「这位老太有好几打尼龙袜子缝在她棉袍里。」
  
  「带去卖?」
  
  「不是,去送礼。女人穿在长袴里。」
  
  「──看都看不见!」
  
  「不是长统的。」她向她小腿上比划了一下。「送给干部太太。她总喜欢谁都送到。好能干呵,老太。她把香港拍的电影进口。给高干看的。要这么些钱干什么?哈?七十岁了,又没儿女,哈?」她笑了。
  
  这时候正是大跃进后大饥荒大逃亡,五月一个月就有六万人冲出香港边界。大都是邻近地带的乡民。向来是农民最苦,也还是农民最苦。十年前我从罗湖出境的时候,看见乡下人挑着担子卖菜的可以自由出入,还羡慕他们。我们火车上下来的一群人过了罗湖桥,把证件交给铁丝网那边的香港警察。拿了去送到个小屋去研究,就此音信杳然。正是大热天,我们站在太阳地里等着。这香港警察是个瘦长的广东靓仔,戴着新款太阳眼镜,在大陆来的土包子眼中看来奇大的墨镜,穿的制服是短袖衬衫,百慕达短袴,烫得摺痕毕挺,看上去又凉爽又倔傲,背着手踱来踱去。中共站岗的兵士就在我们旁边,一个腮颊圆鼓鼓的北方男孩,穿着稀皱的太大的制服。大家在灼热的太阳里站了一个钟头之后,那小兵愤怒地咕噜了一句,第一次开口:「让你们在外头等着,这么热!去到那边站着。」他用下颏略指了指后面一箭之遥,有一小块阴凉的地方。
  
  我们都不朝他看,只稍带微笑,反而更往前挤近铁丝网,彷佛唯恐遗下我们中间的一个。但是仍旧有这么一刹那,我觉得种族的温暖像潮水冲洗上来,最后一次在身上冲过。
  
  我学生时代的香港,自从港战后回上海,废学十年,那年再回去,倒还没怎么改变,不过校园后面小山上的树长高了,中间一条砖砌小径通向旧时的半山女生宿舍,比例不同了,也有点「面熟陌生」。我正眼都没看它一眼,时间的重量压得我抬不起头来,只觉得那些拔高了的小杉树还有点未成年人的伶仃相,一个个都是暗绿的池中暗绿的喷泉向白色的天上射去,噝噝哗哗地上升,在那一刹那间已经把我抛下很远,缩小了而清晰异常,倒看的望远镜中人,远远的站在地下。没等这画面成形,我早已转身走开了。
  
  这次别后不到十年,香港到处在拆建,邮筒半埋在土里也还照常收件。造出来都是白色大厦,与非洲中东海洋洲任何新兴都市没什么分别。偶有别出心裁的,抽屉式洋台淡橙色与米黄相间,用色胆怯得使人觉得建筑师与画家真是老死不相往来约两族。
  
  想必满山都是白色高楼,半山的杜鹃花早砍光了。我从来没问起。其实花丛中原有的二层楼姜黄老洋房,门前洋台上被了漆的木柱栏杆,掩映在嫣红的花海中,惨戚得有点刺目,但是配着碧海蓝天的背景,也另有一种凄梗的韵味,免得太像俗艳的风景明信片。
  
  这种老房子当然是要拆,这些年来源源不绝的难民快把这小岛挤坍了,怎么能不腾出地方来造房子给人住?我自己知道不可理喻,不过是因为太喜欢这城市,兼有西湖山水的紧凑与青岛的整洁,而又是离本土最近的唐人街。有些古中国的一鳞半爪给保存了下来,唯其近,没有失真,不像海外的唐人街。
  
  这次来我住在九龙,难得过海,怕看新的渡轮码头,从前光润的半旧枣红横条地板拆了,换了水泥地。本来一条长廊伸出海中,两旁隔老远才有一张玻璃盒装的广告画,冷冷清清介绍香烟或是将上映的影片。这么宝贵的广告空闲,不予充分利用,大有谐星的 throwing line 的风度──越是妙语越是「白扔掉」,不经意地咕哝一声,几乎听不清楚。那一份闲逸我特别欣赏。
  
  相形之下,新盖的较大的水泥建筑粗陋得惨不忍观。我总是实在非过海不可,才直奔那家店铺,目不斜视。这样□□,目然见闻很少。
  
  但是看来南下的外省人已经同化了。孩子们在学校里说广东话,在家里也不肯讲任何其他方言,正好不与父母交谈,别处的十几岁的人也许会羡慕他们有这藉口。
  
  耶诞节他们跟同学当面交换圣诞卡片。社会上不是教徒也都庆祝,送礼,大请客。
  
  报上十三妹写的专栏有个读者来信说:「我今年十九岁。」一年前她父亲带她从华北逃出来,一路经过无数艰险,最后一程子路乘小船到澳门,中途被中共射击,父亲用身体遮着她,自己受了重伤,死在澳门的医院里。她到了香港,由父亲的一个朋友给找了个小事,每个月约有一百元港币,只够租一个床位,勉强存活。「全香港只有我不过圣诞节,」她信上说。「请告诉我我是不是应当回大陆去。」
  
  十三妹怎样回答的,不记得了,想必总是劝勉一番。我的反应是漫画上的火星直爆,加上许多「!」与「#」,不管「#」在这里是代表什么,当然也不值得这样大惊小怪,在封闭的社会里,年青人的无知,是外间不能想像的。连父母在家里有许多话也都不敢说,怕万一被子女检举。一到了香港的花花世界,十九岁的女孩正是爱美的年龄,想装饰自己的欲望该多强烈。冠盖满京华,斯人独憔悴,是真宁可回到「大家没得」的地方,少受点痛苦。不过一路出来,没有粮票路条,不靠亲友帮忙决走不了这么远。一回去追究起来,岂不害了这些恩人?
  
  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故事,紧张,悲壮,对人性有讽刺性的结局。可惜我不会写。
  
  临走我有个亲戚约了在香港饭店见一面,晚上七点半在大厅上泡壶红茶,叫了一盘小蛋糕。谈了一会,出来也才八点多。我得要买点廉价金饰带回去送人,听说就在后面一条街上就有许多金铺,开到很晚,顺便去一趟。在饭店门口作别,不往天星码头走,需要□□。表姑父听我说还要买东西,有点错愕,但是显然觉得我也算是个老香港了,不便说什么,略一点头呵腰,就在灯光黯淡的门廊里一转弯消失了身影。
  
  我循着门廊兜过去,踏上坡斜的后街往上爬,更黑洞洞起来,一个人影子都不见。香港也像美国了,一到了晚上,营业区就成了死城,行人绝迹,只有汽车风驰电掣来往。这青石板山道斜度太陡,不通车,就一片死寂。
  
  到底是中环,怎么这么黑?我该不是第一次发现我有夜盲症,但还是不懂怎么没走过几家门面,顿时两眼漆黑。小时候天色黄昏还在看书,总听见女佣喊叫:「再看要鸡茅(盲?)子眼啦!」「开了灯不行吗?」「开了灯也是一样!」似乎是个禁忌的时辰。只知道狗的视力不佳,鸡是天一黑就看不见了?也许因此一到晚上「鸡栖于埘」,必须回到鸡窝去。照理在光线不足的地方看书,只会近视。黄昏的时候看书就得夜盲症,那是个禁忌的时辰,彷佛全凭□想,不科学。但是事实是我傍晚下台阶就看不清楚梯级,戴着眼镜也没用。不过一向没注意,这下子好了──正赶着这时候壮着胆子不去想香港那些太多的路劫的故事,索性瞎了眼乱闯,给捅一刀也是自讨的。
  
  都怪我不肯多跑一趟,怕过海,要两次并一次,这么晚才去买东西。谁叫你这样感伤起来,我对自己说。就有那么些感情上的奢侈!怕今昔之感,就不要怕匝颈路劫。活该!
  
  道旁该都是匹旧式小店,虽然我这次回来没来过。楼上不会不住人,怎么也没有半点灯光?也是我有点心慌意乱,只顾得脚下,以及背后与靠近的一面随时可能来的袭击,头上就不理会了,没去察看有没有楼窗漏出灯光,大概就有也稀少微弱,而且静悄悄的声息毫无。
  
  要防街边更深的暗影中窜出人来,因此在街心只听见石板路□□□的脚步声。古老的街道没有骑楼,□直,平均地往上斜,相当阔,但是在黑暗中可宽可窄,一个黑胡同。预期的一拳一脚,或是一撞,脑后一闷棍,都在蓄势跃跃欲试,似有若无在黑暗中像风吹着柔软的气球面,时而贴上脸来,又偶一拂过头发,擦身而过,仅只前前后后虚晃一招。
  
  这不是摆绸布摊的街吗?方向相同,斜度相同。如果是的,当然早已收了摊子,一点痕迹都不留。但是那故乡气的市集,现在的香港哪还会有?现在街上摆地摊的只有大陆带出来的字画,挂在墙上。事隔二十年,我又向来不认识路,忘了那条街是在娱乐戏院背后,与这条街平行。但是就在这疑似之间,已经往事如潮,四周成为喧闹的鬼市。摊子实在拥挤,都向上发展,小车柜上竖起高高的杆柱,挂满衣料,把沿街店面全都挡住了。
  
  在人丛里挤着,目不暇给。但是我只看中了一种花布,有一种红封套的玫瑰红,鲜明得烈日一样使人一看就瞎了眼,上面有圆圆的单瓣浅粉色花朵。用较深的粉红密点代表阴影。花下两片并蒂的黄绿色小嫩叶子。同样花还有碧绿地子,同样的粉红花,黄绿叶子;深紫地子,粉红花,黄绿叶子。那种配色只有中国民间有。但是当然,非洲人穿的旷野原始图案的花布其实来自英国曼彻斯特的纺织厂──不过是针对老非洲市场,投其所好。英国人仿制的康熙青花瓷几可乱真。但是花洋布不会掉色。与我同去的一个同学用食指蘸了唾沫试过了。是土布。我母亲曾经喜欢一种印白竹叶的青布,用来做旗袍,但是那白竹叶上腻着还没掉光的石膏,藏青地子沾着点汗气就掉色,皮肤上一块乌青像伤痕。就我所知,一九三○年间就剩这一种印花土布了。香港这些土布打哪来的?如果只有广东有,想必总是广州或是附近城镇织造的。但是谁穿?香港山上砍柴的女人也跟一切广东妇女一样一身黑。中上等妇女穿唐装的,也是黑香云纱衫袴,或是用夏季洋服的浅色细碎小花布。□区与中环没有婴儿,所以一时想不到。买了三件同一个花样的实在无法在那三个颜色里选择一种──此外也是在这摊子上,还买了件大红粉红二色方胜图案的白绒布,连我也看得出这是婴儿襁褓的料子。原来这些鲜艳的土布是专给乳婴做衣服的,稍大就穿童装了。
  
  在清初「十三行」时代──十三个洋行限设在一个小岛上,只准许广州商人到岛上交易──是唯一接近外国的都市,至今还有炸火腿三明治这一味粤菜为证。他们特有的这种土布,用密点绘花瓣上的阴影,是否受日本的影响?我只知道日本衣料设计惯用密圈,密点不确定。如果相同,也该是较早的时候从中国流传过去的,因为日本的传统棉布向来比较经洗,不落色,中国学了绘图的技巧,不会不学到较进步的染料。
  
  看来这种花布还是南宋迁入广东的难民带来的,细水长流,不绝如缕,而且限给乳婴穿。
  
  我从前听我姑姑说:「天津乡下女人穿大红扎脚袴子,真恶心!」那风沙扑面的黄土平原上,天津近海,想必海风扫荡下更是荒瘠不毛之地。人对色彩的渴望,可想而知。但看传统建筑的朱栏,朱门,红楼,丹樨,大红漆柱子,显然中国人是爱红的民族。──虽说「大红大绿」,绿不过是陪衬,因为讲究对称。几乎从来没有单独大块的绿色的──但是因为衣服比房舍更接近个人,大红在新房新妇之外成了禁条。
  
  当时亲戚家有个年纪大的女仆,在上海也仍旧穿北方的扎脚袴。「老李婆的扎脚袴尿臊臭,」我姑姑也□□这笑话。老年人本来邋遢,帮佣生涯也一切马虎,扎脚袴又聚气。北边乡下缺水,天又冷,不大能洗澡。大红棉袴又容易脏,会有黑隐隐的垢腻痕。也许是尿臊臭的联想加上大红袴子的挑逗性,使我姑姑看了恶心。
  
  唐宋的人物画上常有穿花衣服的,大都是简化的团花,可能并不忠实复制原来的图案。衣服几乎永远是淡赭色或是淡青,石青,石绿。当然,这不是说这些冲淡的色调不是适合国画的风格。从来没有。是否是有一种不成文法的自我约束?
  
  中国固有的丝绸棉布都褪色,所以绝大多数的人在绝大多数的时候都是穿褪色的衣服,正如韩国的传统服装是白色,因为多山的半岛物产不丰,出不起染料钱。中国古画中人物限穿淡赭,石青,石绿,淡青,原来是写实的,不过是褪了色的大红大绿深青翠蓝。中国人最珍爱的颜色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」,「红男绿女」──并不是官员才穿大红袍的。后人作画墨守成规,于是画中人穿那种冲淡的颜色。
  
  明末清初冒辟疆在回忆录中写董小宛「衣退红衫」观潮,众人望之如凌波仙子。我一向以为「退红」是最淡的粉红,其实大概也就是淡赭色,不过身为名妓,她当然只穿新衣,是染就的淡赭红,穿着更亭亭入画。
  
  倒不是绘画的影响,而是满清入关,满人不是爱红的民族,清宫的建筑与室内装修的色调都趋向苍□,上行下效,一方面物极必反,汉人本来也已穿厌了「鲜衣」。有这旬谚语:「若安占,须带三分孝。」白娘娘如果不是新寡,也就不可能一身白,成了她的招牌。《海上花》里的妓女大都穿湖色,也有穿鱼肚白,「竹根青」(泛背的淡黄褐色)的;小家碧玉赵二宝与她哥哥都穿月白。书中丧礼布置用湖色月白。显然到了晚清,上海的妓院与附近一带的小户人家已经没这些忌讳了。
  
  鲜艳的色彩只有保守性的乡农仍旧喜爱,沦为没有纪录的次文化。此外大红大绿只存在于婚礼中,而婚礼向来是古代习俗的废纸篓,「儿女□□□」中安志节的考据,也都是当时已经失传的□节了。「洞房」这名词甚至于上溯到穴居时代,想必后来有了房屋,仍旧照上代的习惯,送一对新人。到山洞中过夜。洞房又称「青庐」,想必到了汉朝人烟稠密,安全清静的山洞太少,就在宅院中用青翠的树枝搭个小屋,仿效古人度夏或是行猎放牧的临时房舍。
  
  从什么时候起,连农民也摒弃鲜艳的色彩,只给婴儿穿天津乡下女人的大红袴子。附近有一处妇女画春宫为副业──我虽只知道杨柳青的年画──都是积习相沿,同被视为陋俗。原因许是时装不可抗拒的力量,连在乡下,浓艳的彩色也终于过了时,嫌土头土脑了。但是在这之前,宋明理学也已经渗透到社会基层,女人需要处处防闲,不得不韬光养晦,珍爱的彩色只能留给小孩穿。而在一九四○年的香港,连穷孩子也都穿西式童装了,穿传统花布的又更缩到吃奶的孩子。
  
  当时我没想到这么多,就只感到狂喜,第一次触摸到历史的质地──暖厚黏重,不像洋布爽脆──而又不像一件古董,微凉光滑的,无法在上面留下个人的痕迹;它自有它完整的亘古的存在,你没份,爱抚它的时候也已经被抛弃了。而我这是收藏家在古画上题字,只有更「后无来者」──衣料裁剪成衣服,就不能再属于别人了。我拿着对着镜子比来比去,像穿着一幅名画一样森森然,飘飘然。是什么时候绝迹于中原与大江南北,已经不可考了。港战后被我带回上海,做了衣服穿,一般人除了觉得怪,并不注意,只有偶而个把小贩看了似曾相识,凝视片刻,若有所悟,脸上浮出轻微的嘲笑。大概在乡下见过类似的破布条子。当然没穿多久就黯败褪色了。像抓住了古人的衣角,只一会工夫,就又消失了。
  
  共产党来了以后,我领到两块配给布。一件湖色的,粗硬厚重得像土布,我做了件唐装喇叭袖短衫,另一件做了条雪青洋纱袴子。那是我最后一次对从前的人牵衣不舍。
  
  排队登记户口。一个看似八路军的老干部在街口摆张小学校的黄漆书桌,轮到我上前,他一看是个老乡,略怔了怔,因似笑非笑问了声:「认识字吗?」
  
  我点点头,心里很得意。显然不像个知识份子。
  
  而现在,这些年后,忽然发现自己又在那条神奇的绸布摊的街上,不过在今日香港不会有那种乡下赶集式的摊贩了。这不正是我极力避免的,旧地重游的感慨?我不免觉得冤苦。宁可冒身体发肤的危险去躲它,倒偏偏狭路相逢,而且是在这黑暗死寂的空街上,等于一同封死在铁桶里,再钟爱的猫也会撕裂你的脸,抓瞎你的眼睛。幸而我为了提心吊胆随时准备着被抢劫,心不在焉,有点麻木。
  
  而且正在开始疑心,会不会走错路了?通到夜市金铺的横街,怎么会一个人都没有?当然顺着上坡路比较吃力,摸黑走又更费劲。就像是走了这半天了。正耐着性子,一步一步往前推进,忽然一抬头看见一列日光光雪亮的平房高高在上,像个泥金画卷,不过是白金,孤悬在黑暗中。因为是开间很小的店面房子,不是楼房。对街又没有房舍,就像「清明上河图」,更有疑幻疑真的惊喜。
  
  货比三家不吃亏,我这家走到那家,柜台后少年老成的青年店员穿着少见的长袍──不知道是否为了招徕游客──袖着手笑嘻嘻的,在他们这不设防城市里,好像还是北宋的太平盛世。除了玻璃柜里的金饰,一望而知不是古中国。货品家家都一样,也许是我的幻觉,连店员也都一模一样。
  
  我买了两只小福字颈饰串在细金链条上。归途还是在黑暗中,不知道怎么彷佛安全了点。其实他们那不设防城市的默契──如果有的话──也不会延展到百步外。刚才来的时候没遇见,还是随时可以冒出个人影来。但是到底稍微放心了点,而且眼睛比较习惯了黑暗。这才看到拦街有一道木栅门,不过大敞着,只见两旁靠边丈来高的卅字架。大概门虽设而长开。传说贾宝玉沦为看街兵,不就是打更看守街门?更鼓宵禁的时代的遗迹,怎么鹿港以外竟还有?从前买布的时候怎么没看见?那就还是不是这条街,真想不到,临走还有这新发现。
  
  当然,也许是古□,不是古迹。但是怎么会保留到现在,尤其是这全岛大拆建的时候?香港就是这样,没准。忽然空中飘来一缕屎臭,在黑暗中特别浓烈。不是倒马桶,没有刷马桶的声音。晚上也不是倒马桶的时候。也不是有人在街上大便,露天较空旷,不会这样热呼呼的。那难道是店面楼上住家的一掀开马桶盖,就有这么臭?而且还是马可孛罗的世界,色香味俱全。我觉得是香港的临去秋波,带点安抚的意味,若在我忆旧的份上。在黑暗中我的嘴唇旁动着微笑起来,但是我毕竟笑不出来,因为疑心是跟它诀别了。
  
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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